这也意味着，单一的解决方案，经由解释明确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依照基本权利位阶予以处理、根据实践调和原则进行个案权衡、引入比例原则、基本权利行使的前置程序、通过立法预先设定解决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难以有效解决基本权利冲突问题，何况这些方案本身也都存不足，为此，有必要作综合的考量，确定一通盘的解决方案，即除关注解释论解决方案外，也应关注立法论解决方案。
由上可见，在用足用好现有刑事法律规定惩治不执行防疫措施致使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的司法实践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责任要素被界定为同时包含故意与过失。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观来看，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有道理的，但把它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不加限制地适用，也会产生副作用。
而在保障疫情防控管理秩序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又是用于规制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主要罪名，故而准确界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责任要素对于规范该罪的刑事司法适用，实现刑法理性参与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控治理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活动，均具有重要意义。在疫情防控期间，某种涉嫌犯罪行为如若被划入涉疫违法犯罪范畴，则将被适用前文所述的《意见》1《意见》2和《通知》等司法规范性文件予以重点地依法及时、从严惩治。5 三、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未来优化进路 （一）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合理内核常态化 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基于社会现实基础的积极作为。[2]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时期，依法治疫无疑是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现行有效的所有法律规定在疫情防控中自然應无一例外地予以适用。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若《意见》1某些内容与《刑法修正案（十一）》不一致，则当然以适用后者规定为准。
在疫情发生后，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其他部委及时颁布了《意见》1《意见》2和《通知》等司法规范性文件。1亦即，尽管该案中的非法狩猎罪并非发生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却被法院认定为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不过，在同一时期还有教材采用了新的技术性安排：或许是意识到平行型权力与复合型权利在同一部法理学教材中并存不太协调，一种使用范围更广泛的法理学教材的编写者采用了尽可能不使用贴近本国法律实践的平行型权力概念的办法来避免不自恰的局面，其表现形式是在教科书中安排外延包括权力的复合型权利概念（实为法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代替权力出场，同时全书也不正面论说权力，竭力避免在一般意义上提及权力。
英语云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此语未经出现于东方，加藤氏译为今名。比如说设立警察法，整备道路、桥梁、堤岸，设立学校、寺院、公园，制定卫生法收取区域管理费等等。[74] 杨廷栋的《法律学》也对权利做了公权与私权之划分，但其著作中的公权不仅明确排斥权力，而且他还论述了排斥权力的理由，这是有别于前人，包括所有汉译日文法学著作的新做法。[37]凡权利者，因强权求自己之利益，限节自己之权力，使中正适度而生者也。
1980年代早期唯一的全国性法理学教材，在对权力的学科定位上延续了1950年代汉译俄文法学著作体现的那种平行型权力与附随型权力并存和竞争，但平行型权力略居优势的格局。法律最重视名分，法律地位不同的主体的行为，在法律的眼中性质就不同。
按照这种思路，既然不得不承认‘国家所有权，就得承认国家所有权是权利，因为众所周知，国家所有权就是国家的一种权利。[76] 同前注［72］，程波书，第19页注释部分。他1899年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和1902年发表的《论立法权》都属于讨论权力的文章。[111] 我国《宪法》第5条在否定的意义上提到了超越宪法和法学的特权，但这不表明没有合法、正当的公职特权。
权力起源于经济发展得以形成剩余产品后统治组织从中提取的公共部分，但权力的来源则因时代和政体的不同而异。（二）权力起源于经济发展得以形成剩余产品后统治组织从中提取的公共部分，但权力的具体来源（或具体权力的来源）则因时代和政体的不同而异。然未有法以前，则权力为绝对的。[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页。
在改善对权力的认知方面，按照权力理论符合权力之实际的一般原理和要求，附随型权力概念的淡出和平行型权力概念进一步置换乃至完全置换其法学地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和结果。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法律实践与认识之关系的一般要求。
在将立法权、行政权等公共权力解说为权利中公权之一部分方面，1930年代中期汉译出版的美浓部达吉的著作论述得最为系统且明白。[34]而加藤弘之采用权力一词的时间是1874年，不仅明显早于福泽谕吉，也略早于箕作麟祥。
[116]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学研究》2015第4期，第105—126页。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作者从信奉人生而权利平等的启蒙思想家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强权政治支持者的转变。[90] 20世纪上半叶中文法学虽然是附随型权力与平行型权力并用，但总体看来对权力的论述分量少、力度轻，且较多情形下被放在权利的附随地位。[124]因为，这些 权利都不是我国宪法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其真实外延和实质都是包含权力且早有学者论证为 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他写道：公权者，个人对于国家公共事务有所应得之权利是也。[25]直到1893年，纽约出版的一本综合不同作者词典之优势编辑的《华英字典》，对authority的解释是权势、权柄，对power的解释依次是才能、权柄、力量，仍未运用汉语权力一词。
从宪法层次我们可清楚看到国有经济不仅具权力和权利双重属性，而且权力属性比权利属性更为明显。本着这种认识，笔者再做以下几点总结性申论。
[78]另一方面，先在中国受过正规法学教育，后留学日本法学名校归国的夏勤、郁嶷于1917年编写成型、1919年初版的《法学通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对附随型权力做了进一步论述。在法律生活中，权力对权利相对地位的提升，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出现和资本主义走出自由阶段，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新政、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宏观社会经济背景相联系的。
（本文原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31]箕作麟祥的译著开始用权力一词翻译power或authority的时间当在1874年至1875年，比福泽谕吉早3年左右。
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古典的权字与英文power、authority形成交流和含义相对应的互译关系后，含义一度几乎等同于现代中文法学中的权力一词。[20]有学者著书专章讨论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与日本学者的关系，他援引详细的史料证明了该系列的字典在1830年的日本已得到官方的重视并开始供译员们参考使用等事实的存在。[40]梁启超所谓强权，实即权力，故论强权即为论权力。从中文法学后来的发展看，这种悄然调换概念表述法律关系的技巧，一直使用到了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当下。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这都只能证实、不能否定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力应该是，而且在宪法、法律上通常确实是平等的，虽然它们两者之关系的实然方面与应然方面通常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以其所束缚者为自由之一部分，故曰限制，曰节制。
不过，即使早年对全部法律做私法、公法二元划分的日本宪法学者，也有将公法上的所有权做权利和权力两种权能划分的。一个名词同时指代两种以上差别明显的现象不会造成思维困扰，但指代两个或多个不能一目了然加以区分的现象就会造成识别困难。
显然，这还只是笔者一家之言，可能会有争议。制必与权力相缘，故凡制皆强制也。
[8]其中前句出现的权力，与后句专权擅势中的权是同一个意思。历史上世界各地域的常态，是某种政治力量事实上控制了公共权力之后再利用它制定法律，确定法定利益的范围并将其区分为表面上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两部分，它们在法律上分别表现为权力和权利，虽然起初往往并没有使用这两个近现代意义的法学名词。[86] 何任清：《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5—106、123页。[85] 欧阳谿：《法学通论》， 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版，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勘校版之第163—164页。
译文见《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顾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页。中世纪国家政治上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
人有体力强弱之差，而生存竞争靠体力，只是后来开化程度提高，竞争加进了精神力的因素而已。[81]稍后陶希圣在将权利区分为公权、私权和社会权的基础上，又按孙中山政权与治权相区分的理论将国家公权定位于全部五种治权，即全部五种国家机关权力：公权可分为国家之公权与人民公权两种：（一）国家公权又称治权。
1900年代后的头二三十年，外文法学，其中尤其是日文法学对中文法学的权力研究有深刻的影响。[35] 加藤弘之『國體新論』（東京谷山樓，1874年）15、16、17、22、26页参照，权限出现在第16页。
